（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 （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那时候我刚好三岁，说话已经不再依依呀呀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俏皮话我都会冒出来。我走起路来也不再像一只笨拙肥胖的鸭鹅那般蹒跚摇晃了，连跑带跳的动作我也会耍弄。我的干爹牵拉着一路连蹦带跳的我，就像放着一只风筝来到我家时，父亲正拉着大庆和冬梅站在院场边上迎接我们。

父亲眼巴巴地看着我走过来，就说：“老哥，大喜都会走路了哩。”

然后父亲听见我稚声稚气地称呼他父亲，就激动地说：“老哥，大喜都会叫人了哩。”

之后，我依旧在干爹宽大手掌的拉扯下，艰难地抬腿跨进了一个高高的门槛。然后，当我要试图再次艰难地跨过另一条腿的时候，我发现了骑在门槛上的大庆。他看起来像一只威武的螳螂那样瘦小而不失精壮，乱糟糟的长发，脏兮兮的脸颊，裤腿的两边膝盖处各打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补丁。我发现在我打量他之前，他的眼睛已经牢牢地盯上我了。他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干爹以为我跨不过门槛，用铁钳一般的手臂一把将我拎起来，丢在地上。我挣脱他的大手，骑在门槛上，和大庆一左一右，像是两扇大门上张贴的张飞、关羽两个守门将一样，俨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我们开始慢慢模仿彼此的动作，开始骑在门槛上上下颠动地模仿骑马喝着“驾”，他哈哈大笑地说我衣袖上的鼻涕垢积得很厚，我就不甘示弱地说他下巴上的口水挂得很长。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我告诉他：“我叫大喜。”

大庆稍愣了一下，说：“我叫大庆。”

我说：“我干爹告诉过我，我有一个弟弟也叫大庆。”

“我父亲告诉过我，我有一个哥哥也叫大喜。”

我们笑呵呵地对话，等冬梅过来，将我们一手牵着一人走去吃饭时，我们适才反应过来：我们是左右手足，我们是大小兄弟。

好在我们还是慢慢长大了，等到这次我的干爹将我完璧归赵的时候，大姐冬梅到了上学的年龄。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政策，也正是在一年前就开始像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闹得满城风雨。

父亲虽说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确也算是开明的公民，素来都是国家政策的践行者，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他依然毫不含糊地领着冬梅去双水村小学报到了，这从当年他顶着一家老小没饭吃的压力不折不扣地缴了计生罚金便也可见一斑。

双水村的八个生产队是顺着贯通南北的双水河的上游往下游呈带状顺次分辖的，我家住在双水村与燕子村接壤的生产八队，双水村小学就在隔望月村不出三里的生产二队，是将双水村老公社改梁换栋后设立的。

上学的那天早晨，冬梅起来得格外早，她挎着一个亲戚施舍的旧书包，绿色帆布的，里面有两个夹层，冬梅就一层用来装书本，一层装了一个刚起锅的面饼，她兴奋地想象着自己就要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可以念书了。去往小学路边的篱笆上，蓝白颜色的牵牛花花开烂漫，沿途连成一条蓝白相间的花带，仿佛是母亲发梢的格子布一样艳丽招摇。

迎着初露锋芒的朝阳，同行的父亲脸颊上的汗珠如同树叶上的露水一颗一颗滴落，浸润着暮春的大地。

自从冬梅上学以后，我和大庆就开始了相依为命。我俩睡在一张床上，我们喜欢在被窝里疯闹，记得有一天早晨，父亲早早地起床给冬梅贴了一张新麦面揉的面饼，就去牛圈里敕赶着我家的大水牛下地去了。冬梅在父亲出门后就吃起来了，我们躺在床上清晰地听见冬梅吃饭被噎着咳嗽的声音，喝水的声音，还有关门的声音，然后就听见了灶房里蟑螂的叫声和老鼠的动静。我们屏住呼吸，谁也没有出声，甚至连心跳的声音，脉搏跳动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明晰，我们生怕惊扰了它们，或许是把蟑螂的浅鸣声当作摇篮曲，让我们乐在其中。当我用小手轻轻抓挠大庆的脚心时，他就像游泳那样在床上蹬弹着双脚。接着我的两条腿也开始蹬弹起来，那个早晨我们乐此不疲地抓挠彼此的脚心，又不知疲惫地蹬弹着。父亲回家后，对着依旧在蹬弹不休的我们发出如同叱喝大水牛一样的高声厉喝,我们方才意识到床单已经大部分铺落到地面，沾满了潮湿的灰尘。床单上最醒目的两个补丁，足足补了有三层，父亲说那是我和大庆的尿窝子，我们至今还惊诧于神圣的童子尿竟可以每夜精准地将被单同一区域浸蚀。然后我们就看见彼此的脚也都那么精准地蹭破了对方的尿窝子的最后一层补丁防线，再如何精准地捅在里面蹬弹不休。

那天早晨，我们从听见精神抖擞的父亲敕赶着勃勃生机的大水牛下地，蹬弹到听见疲惫不堪的父亲牵拉着气喘吁吁的大水牛回家，从听见螳螂的鸣啭声蹬弹到听见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嘶鸣声。也自此以后，我们一直热衷于这种娱乐，而且乐此不疲地蹬弹到整张床单被冬梅翻过来铺缝上各种颜色的破布为止。父亲挥舞着手中细长的竹条，在我们隔着补丁裤子的腚子上反复地抽打。再后来，父亲挥舞竹条时，让我们脱下补丁裤子，他说隔着裤子我们的腚子会因为补丁太厚感觉不了疼痛，反而把补丁再一次打破，害的冬梅还要忙着缝缝补补。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感受不到父亲挥动竹条抽打的力量，我们甚至开始费解父亲是如何毫不狼狈地将一担水、一担小麦挑地从容自如。

父亲每次挥动竹条时，嘴里都会念念有词的说道：“我又当爹又当妈，我一泡屎一泡尿。”然后一再重复着，最后再补上一句：“你们两个小王八蛋都不给老子争气。”每当听见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父亲准备打完收工了。

冬梅针线活刚学起来，给我和大庆缝补的裤子，别人看见了都说是在我们的屁股上贴了一张烙饼，走起路来就是把这张饼对半撕开再合缝拼接，合缝拼接再对半撕开的情形。然后接着就有其他伙伴笑话我们，他们说别人吃饼都用嘴巴，我和大庆使用肛门，其中那个照面就大声讥嘲的伙伴便是老王村长的独种儿子落心，他说话时的口型异常夸张，就跟我和大庆童年拉屎常常会在路边蹲成一排嗷嗷大叫一样夸张，说起来应该比女人生孩子，母鸡生蛋的情形更要夸张几分。正是他那异常夸张的口型，向我们暴露了他换牙期口腔里的牙齿，像玉米棒子上两排稀稀落落的苞米一样隔三差吐得格外重调。

“天黑。”老王村长撂下一句话，更确切的说是两个字，径直走去。

我和大庆只好悻悻地往回走去。我跟大庆都不确定拖拉机的速度到底快慢如何，便打起赌来。我赌快得像风，大庆赌慢得像蛆，我输了吃大庆一个闷屁，他输了便吃我一个响屁。我觉得不公平，我的屁不够臭，应该给两个；大庆就讨价还价，说露天风大，他的臭屁都被风稀释带走了，不敌我的屁那么震耳，也应该给两个。如此一拍即合，我们双方的赌注由不公平的1：1加码到公平的2：2。正是这个公平的赌局，让我和大庆一扫无精打采的沮丧表情，充满好奇和激动地骑坐在门槛上守望到日薄西山。

这也是记忆中我们难得坐下来静静欣赏双水村别致的深秋暮色。凤凰山头的枫林，像变色龙一样在这个季节呈现出一片矫作的如焰似火的色调，与血红的西天晚霞相得益彰，谁也说不出它们是在什么时候褪去了翠绿的外装。而白马山却是另一种极致，晚风将山头上的板栗树吹得落叶飘零，多叉的板栗树呈现出孤傲与挣扎的身姿。双水河，一夜之间流水声也从哗啦啦变成了叮咚咚。它恰到好处地将凤凰山和白马山分隔东西，实现了矫作和孤傲的对立，自得与挣扎的区分。

在女人呼唤孩子的回音中，我和大庆听见了拖拉机轰隆隆的马达声。继而又在摇摇欲坠的残阳下，看见了何大胡子在车座上正襟危坐，双手灵巧自如地操纵着拖拉机的左右扶手。我和大庆赶到路边，那里就站着包括我和大庆在内的十几个小孩子了，我们都眯着眼睛、张着嘴巴地打量着这头铁牛。田间忙碌了一天的男人女人也都直起了腰，一边收工回家，嘴里一边在谈论着什么。当拖拉机从我的眼前呼啸而过时，仿佛就是我拽着大庆往村口跑去时耳旁响起的呼啦啦的劲风，就像是老王村长从我跟前跃然走去的疾步，就像是双水河里四季奔流不息的湍流。

接着，原本急于赶路的何大胡子又放慢了车速，因为他意外地发现在这个时间，路上竟然还有这么多行人。有赤着脚收工回家的男人女人，跟着车屁股调整步幅的小孩，还有几个挑担子有气无力吆喝着的货郎。想起来，何大胡子当时应该像极了古代考取了功名的状元郎般耀眼自得，而那拖拉机也无可厚非地就成了那座挽花盖幔的八抬大轿。

等到何大胡子将拖拉机驱往自家去时，夜幕已经笼罩着整个村庄，我们十几个小孩也恋恋不舍地回往各自家中走去。路上，大庆拉住我说：“你输了，给你两个屁。”

我赶紧趁着臭味还未在空气中弥散开来，猛吸一口气，屏住呼吸。

长时间的屏气憋地我屁滚尿流，当即两个响屁应声而出。我就只好先斩后奏：“你也输了，给你两个屁。”

大庆看我憋的脸红脖子粗，也没有追究。他倒是问我：“为什么拖拉机的速度时快时慢？”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老王村长，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跟村长走路一样，平日里慢，今天又快。”

我和大庆相视而笑，笑声比拖拉机的声音还要大。后来别人都说这台拖拉机是潍坊牌，我们却说是老王牌。

全村的第一台拖拉机老王牌到底是跟着何大胡子姓何了，这是一件让老王村长伤脸杀风的败兴事。他觉得自己身为一村之长，应该方方面面都是带头的，尤其像买拖拉机这种里程性、决断性的事件，最不能含糊。他始终认为自己也应该买一台拖拉机，买办农业社时开的那种二五拖拉机的，买那种打方向盘、带司机房的，就算买潍坊牌的拖拉机，也要买功率最大的，买那种嗵嗵声像放炮，冒烟像烧窑的。然而，他的这个想法一年后就胎死腹中了。他说家里的人手不足，老大老二开不了，老三多个指头怕是会挂错了档，自己又要日理万机；说村子的路太窄，二五拖拉机会骑在路上走不了；他还说跟何大胡子一个村一个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怕撞了车。

老王村长生吞活剥的咽下了这口气，很多年后再说起来，他就说：“一村之长嘛，切不可一枝独秀。”

自此，何大胡子的拖拉机就在双水村的道路上叱咤风云，呼啸山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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