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又一天，日子变得漫长而又难熬，父亲来看我，总是宽慰我。可对于方志坚的案子，他打听不到任何进展。“方志坚”案就像“国家机密”似的，连父亲这样有深厚人脉的人也无法打探；就连方志坚的家人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父亲打听到他有一儿一女，大的比我小三岁，小的怕才上小学，都在国外读书，肯定不敢斗胆回来。他离过一次婚，现任妻子比他小近二十岁，也已经不知所踪。我禁不住在心底冷笑：“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不要说是比他小很多的“半路夫妻”了。我的生父真是风流倜傥啊，身边有娇妻，还在外面包二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关于他的家庭最详细的信息。

姨妈隔天换顿地给我做饭补身体。今天是羊肉饺子，明天是猪肉大葱饺子，后天是猪蹄子炖汤，大后天是白果炖鸡……姨妈说我脸色苍白，身子骨薄得跟一张纸似的，必须大补。我晚上洗澡时一查看，还真是，身上到处都是骨头突起，脚背上的青筋都露出来了。我像一个晚期的癌症患者，身上哪里还有一丁点年轻人的气息？可是，我患的是心病，无药可治。

北京渐渐冷起来，到十一月的时候，不经意地往外一看，白杨不知何时变得光秃秃，窗外已是寒风萧萧，一片肃杀。brandon的来信渐渐稀疏起来，从一天一封，到一周一封，到两周一封，语气也越来越生疏。我的担忧像浸在宣纸上的墨迹，一点一点晕开。心中的不祥之兆像生了根的种子，迅速发芽，疯狂滋长。他只说自己已经完成语言考试，在准备行装去巴基斯坦了，却再也绝口不提来看我的事。我想，他肯定有人了。奇怪的是，麻木的心却没有想象中那样撕心裂肺的痛，反而感到轻松——仿佛这是最好的结局，省下我那么多精心编造的谎言，省下我这个骗子的内疚。其实，我在心中早隐隐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我怕是已经“变态”了吧。

我带回来的夏装已经彻底过季，我又不肯出门添置新衣。姨妈一边摇头唠叨我“倔得跟头牛一样”，一边翻箱倒柜给我找旧时的衣服：蓝色的毛衣，粗线棉裤，帽子，甚至手套，一针一线，都是母亲亲手给我缝成的。摸着那些密密的针脚，还有双层加厚的腰部，我终于看到了母亲对我的爱，她把它们都秘密地，一点一点，缝在细细匝匝的针脚里了，连同她的歉意。也许，她不是不爱我，而是怕爱我，她怕对我的爱会让自己再次背叛她的心。她是应该恨我的，我毁了她的人生，让她不得不接受自己不爱的男人，为此，她怨我。可是，她又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亲生骨血，骨头连着筋，她看着弱小无依的我肯定又愧疚万分，当妈的怎么能跟自己的孩子计较呢？我毕竟是无辜的。母亲的心几十年来就在这“爱”与“怨”之间来回煎熬，反复纠结，她最后选择了沉默，只在给我缝制衣物时，尽情地发泄她的爱，她的忏悔。

妈，我终于读懂了你，可惜太迟了些。

父亲一星期会抽空来陪我吃两次晚饭，他知道我心头烦，也看得出我和brandon感情进展不顺，可就是不点破。他一来吃饭，姨妈就会多做两个菜。时间是个“和事佬”，不知不觉中把姨妈对父亲的间隙抹平了。或许，是她在心底默认母亲也有错；或许，是她被父亲的宽宏大量所感动了；或许是她看着我可怜又绝望，不忍再让我失去一个依靠……无论如何，她和父亲之间的隔阂，如冰雪般慢慢融化，不再是你来我走，客客气气的表象。碰上姨爹出差，表妹上晚自习，我们仨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场景。一家人吃着热热的晚饭，围坐在电视机前有说有笑，享受天伦之乐。在我的印象中，我总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吃饭，或者和母亲不声不响地吃饭。小时候，父亲太忙，总是缺席。现在我明白，他很可能只是借口，故意逃避冷冰冰的母亲；去美国后，方志坚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吃晚饭。我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等，也要等朋友陪我吃饭。我受不了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穷的时候，我尝尽了太多的孤独，稍微有点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钱来换陪伴。

姨妈这天晚上做了酸菜鱼、红烧肉、干锅白菜、豆腐牛腩煲，给父亲接风洗尘。父亲去新加坡开了两个星期的会，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两星期不见，还真有些想念父亲。我帮他脱大衣，挂帽子，外面可真冷，他的帽沿上积着厚厚的一层霜冻。姨妈殷勤地摆碗，端菜，穿进穿出，招呼我们落座。我则拉着父亲的手坐下来，父亲还专门带了瓶1989年的lafite，和我同龄。端着酒杯，我却一阵唏嘘——同是1989年生，好酒成了佳酿，我却成了窝囊废。

父亲开了酒瓶，倒了红酒，我们三人举杯……

这时，从电视中传来清晰的播报声：“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天上午10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给予方志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方志坚曾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职，今年五月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双规’。”

我的手一抖，红酒泼在手上，溅到身上，流到桌上，处处一片殷红，像血。刹那间我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心里平静之至，眼前一切景象似慢镜头般移动：姨妈手忙脚乱地给我擦手，父亲扶我坐到沙发上，我抬起头茫然地望着电视，方志坚的新闻一闪而过，我甚至没有看到他的画面。

姨妈问：“你没事吧？”

我颤着声问他俩：“方志坚就这么完了吗？”

父亲低沉的声音：“看来这次确实是在劫难逃了。移交司法机关意味着成为刑事案件。”

我喃喃地问：“他会被判死刑吗？他会判无期吗？”连我自己都诧异，首先关心的竟然是他的死活，而不是我自己的安危。

我恨死了他，可为什么还会担心他？牵挂他？

“应该不会，说不准，很难说。佳儿……”父亲坦白地望着我，我们俩从各自眼里都读出了最坏的情况。现在，问题移交到了“党外”，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了。

姨妈找来今天的报纸，从堆积如山的报纸中找着消息。她把那页报纸摊开，放在茶几上，我的面前。我把手放在那则只有数百字的新闻上，一下一下地平摸着，旁边还配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斗大的标题：“法律面前一切贪赃枉法都无处逃遁”。

我仰起头，对父亲说：“我该怎么办？我会陪着他去坐牢吗？”

父亲按住我的肩膀，安慰我说：“你不会有事的。‘当局’再也没有找过你，他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我想，你已经过关了。佳儿，你自由了！”父亲的语气轻快起来。

“自由！”我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不知道悲喜。我早已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撒旦，我哪里还敢奢谈“自由”？

“佳儿，你想哭吗？你想哭就哭出来，别憋在心底。”姨妈在一旁焦心地说。

“不，姨妈，我不想哭。”我真的一滴泪都没有，心如止水。

“那么你在想什么？你可千万不要钻牛角尖。”

“我只是在想，”我抬起头，“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伤心？我的生父被投进监狱，而我自己却能逍遥法外，我们两个都是罪人！”

“我不明白——”我说不下去了。

父亲靠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温暖、厚实。他轻轻地说：“我想你也许应该抽个时间去看看他，他已经被移交到司法机关了。如果你想，我可以帮你打听到他关押在哪里，应该就在北京。也许，抓住机会和他谈一谈，对你以后的路有好处，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我看着父亲，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去看方志坚？这，这个想法于我，犹如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