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天，也就是我上电大的第二年春天.我回了一趟家，我好像觉得心里头有许多话想和父母说，可我到家时，我的嘴巴就像被棉团堵住，竟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那时，我的父母都忙着耕种。他们中午饭一吃完，扔下饭碗就走，等晚上回来，天色基本已黑，吃罢洗完便疲倦地熄灯上床。

父亲本来就少言寡语，加上一天的劳动，他更说不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每天早晨，父亲出门时总叮嘱我：“孩子，别操心地里的活，有空就多看看书。”

“嗯，我会的，爸。”我从心底里感谢父亲给予我的学习机会。

我一个人呆在屋里，闷闷地看了几天书。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非常关键，像高等代数、复变函数、近代物理等都是必修课。一天夜里，我从梦中惊醒，我的嘴里喊叫着：“快抓住我！我要掉下去了……。”原来，我做了一个恶梦，我梦见自己要摔下悬崖绝壁，我在向人求救。母亲听到呼声，赶忙给我端来一杯糖水，又给我吃下两片维生素b1，我又安稳地睡下了。那几天在家，我的脑子里也不知道怎么的，老想着稀奇古怪的事情。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受刺激。那是1984年的春节聚会上，我的一个同学朝我放了一响冷枪。她说：“不管怎么说，我以后毕业是不会回来了，可你们得服从组织命令，回到该回的地方……。”说这句话的，是我高中毕业的同学。她的成绩没有我好，但她录取的学校比我好，她在内地的一所钢铁冶炼学校就读大专，也是85年毕业。据她透露，她最低也能留在省城的钢铁公司。每当我想着成绩平平的同学将来要干的工作比我更吸引人，呆的环境也比我强时，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压抑与沮丧。我会尽量不去想它，或者是把那些刺耳的话扔在脑后，可我一想到自己毕业后的境遇，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魔方来解救我这胡思乱想的头脑。毕竟是有思想、有主见、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呀。

世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1984年的青年节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年，我们系的同学们要在一块度过一个青年人自己的节日，我也在“五四”节来临前回到了学校。

班里的同学们都已准备好了节目，有唱歌、跳舞、说笑话，还有小提琴演奏。我出什么节目呢？我问班长：“不表演行不行？”

班长回答：“不行，每个人都得有一个节目”。

5月3号晚上，我在我的笔记本里寻觅着我才写成的一首小诗。那是一首歌唱秋天的诗，意境很美。我准备在晚会上朗诵它。

晚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还镇定自若的。可当主持人宣布：“下面由红梅诗朗诵：秋天……”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我站在百十号同学面前，足足有三分钟，我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还是我的班主任齐老师理解我，他朝我微笑着，然后点点头，我才拉开了这首诗的话幕：“秋天像一弯明月挂在树梢，秋天像母亲丰硕的果实，秋天呵，有多少梦想……”当我的耳边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我觉得我浑身的血都冲到了头顶，朗诵没结束，我被两个同学搀扶着走下舞台……。

我病倒了。当班主任和几个同学把我送进医院时，我神思恍惚，我的脑海里似乎还背诵着那首没结束的秋天的诗……。医院的病历上写着我的病历诊断：神经衰弱，血糖浓度偏低。医生给我开了谷维素和b1，他建议我能回家乡休养一段时间。

为了恢复健康，我暂时要回到父母的身边。我的好朋友范梨梨当然很心疼我，她临走前握住我的手，喃喃地说；“红梅，我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受这么多委屈……，”她说完这句话时，眼睛里就闪着晶莹的泪花。

蔡金花似乎从我的病症里看出点什么，但在我的面前她再也不多说什么话儿。只是在我离开学校回家时，听同寝室的人在背后说她：“看呀，还好朋友呢，都病成这样，也没有一句宽慰的话……。”

我当然不会在乎这些，但是我的胸口始终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我想掀掉它，但我觉得自己的双手无力，我也渴望能有一双有力的手帮我挪动它，让我轻松些，可我感觉那双手只在我的梦里在向我招手……。

自生病以来，我几乎天天做梦。我梦中的情节扑朔迷离、希奇古怪。有一天，我梦见一只小白兔，它在冬天里刚出生不久就冻死了。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我在梦中大喊：“还我的兔子……我昨天还看见它！”可我把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人能理解我，喊到最后，我竟然把母亲喊来了。

“梅呀，这是在家里……，你醒醒！”母亲的呼唤使我清醒，我睁开眼睛，才知道我回到家里已有一周了。

“妈，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我？”我皱着眉头问。

“那我理解你就行了，你是不是还老想那个蔡金华怎么不理解你呀？”

“当然不全是……，还有，还有许多不能理解的事……”由于头脑发热，我吱吱呜呜竟说不出来了。

回家后，我的心情有所好转，身体也逐渐在一天天强健。一天，我听隔壁的刘姨说，我需要吃些补血补气的中药，才能调理好。于是，我先去镇上看了中医，拿了药，我还想比较一下西医的药方，我就来到镇上的医院。

我们生活的小镇有三四万人，平常看病的人不是很多，但那天巧了，我等到快十二点了，还没有见到门诊部的医生。我一着急，就闯进门诊。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正给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在量血压，他见我破门而入，不但没责怪，反而微笑地问：“姑娘，哪儿不舒服呀？”

说实话，当我听见他说这话时，我的心里真的有一股暖流。我抬头望着他时，正好碰上他温和的目光，我看着他的眼睛，有一分钟。

“噢，还没到……我，我想进来问问……还有几个人没看？”我的脸由于刚才目光的集中，显得拘谨而有些红了。

“如果你急，那先给你看也行。来，坐这儿吧”。旁边那个看心脏的女人一离开，我就按部就班地坐到了医生的对面。

“这是我的病历，这儿是我刚拿到的中药方。”我很坦率地给医生说。

“噢，才二十出头，还是个孩子……，”医生非常和蔼地笑笑。

“我……我已经电大二年纪了。”我怕医生说我小，就插了一句。

“说说看，你都听过什么刺激性的语言，或者说有什么好朋友误解了你吗？”显然，这位医生看起来像我的长辈，他的话像聊天似的拉进了我和他的距离。

“我，我有一个朋友……，不，应该是一个同窗，她误解了我……，自那以后，我的心里就感到压抑……。”我急促地叙述着，这时候外面门口进来一个开药方的病人。医生下意识地向我摆手，然后他让我在外面的走廊等候一会儿。后面陆陆续续又进去些开药方的。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十几分钟，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又翻腾着蔡金花给我说过的话，但我好像已记不清她说什么了。医院总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坐在那个长椅上，刚好又直对着药房，药味冲得我心里直想呕吐。我站起来，朝大门口有风的地方呼吸了几口。我还想走出去时，就听见那个医生在叫我的小名：“小梅，来吧。现在没病人了。”

“呵，好的，我来了。”当我听到这亲切的呼唤时，我的步子是那样轻松。我进那间门诊部时，我感觉不到我是什么病人，我好像是在自己的家里跟一个亲人在聊天。

“姑娘呀，人生在世，多不容易呀，要能想得开才行呀。”

“医生，你年轻时也受过什么挫折吗？”我从医生深邃的目光里，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医生，也不是只有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他一定在年轻时就历经坎坷。

“那当然。文革一开始，我就来新疆农场了，我家里成份不好……，”医生说着说着，脸色就深沉而忧郁起来。可能是回顾的原因，他站起身来，踱着步子。

“成份不好又怎么啦，我妈家里也成份不好……，她是地主……，”我怕我的话惹医生伤感，说完这句，我停顿了一会儿，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噢，孩子，没什么，你的病真的没什么，”医生给我开的药就是普通的维生素b1和治疗神经衰弱的谷维素片剂。

“医生，你是说，我今年能照常参加期末考试了？”看到有人能理解我了，我的眼睛里流露出孩子般的惊喜。

“是的。不过，最关键的是你要注重情绪变化和调节食物营养，”医生说这句话时，顺便把了我的脉，还攥了一下我的小手。

“谢谢了。”我的感激之情不知道如何表达，好像有一滴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我努力克制着，没让它流出来。

从镇上走回家，差不多要走五里地吧。那天回家，我骑着自行车。正是五月明媚的阳光，沙枣花的清香透过浓密的白杨林飘荡过来，浸人心扉。有一只小鸟穿过田野，欢快地叫着，我知道她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她的同伴们在向她祝贺。我多么渴望我就是那只小鸟。快到家的时候，我听见了柳笛“嘣嘣”地叫唤，这个季节吹柳笛正是孩子们的快乐。

“妈——我回来了，我还拿了药，”一进房门，我就朝母亲大呼小叫。

“快来吃饭吧，我们都吃过好一会了。”厨房里的母亲已做好手工面条。

“妈，我今天见到的这个医生真好。他说我的病没关系的。”

“噢，那就好。他姓什么？”母亲睁大眼睛问我。

“是内科的，姓舀……，是姓舀。南方人。”

“他叫舀向屏吧，是上海知青，”母亲好像对舀医生很熟悉。

“妈，你认识他吗？他还问起我的家庭状况……，”我一扭头，见母亲一边擦碗，一边在沉思默想。

“是的，我们在三连连队的一个班里一起干过农活。”

“他原来也干过农活……，那最后，他怎么当上医生的呢？”我有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意思。

“这孩子，你不懂，那年代成份不好，都必须接受劳动改造，”母亲一转身，出去喂鸡了。

那天中午吃着母亲手擀的捞面，我真的感到津津有味。下午，我就开始温习功课了。有了舀医生的鼓励，我觉得身上的猛劲上来了。这几门课我说什么也要过关。晚上，我在日记本里写了这样一篇日记：

舀医生：

我真的很感谢你。因为看见你，我的心里开朗了许多，你使我感到亲情般的温暖……。真的，你的眼睛是那样和蔼，那充满鼓励的话语让我难以忘怀。我的母亲也对你表示慰问，她说她认识你……。我想，下次再见到你时，你就把你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好吗？你们那个年代的人遭遇了许多坎坷和不幸，但因为向往明天更好的生活，你们挺过来了，这多不容易。我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我会努力克服困难，勇敢朝前走的……。

我写完这些，又在白纸上重新抄写了一份，我想以书信的形式寄出去，但我觉得不妥。我把信小心翼翼地叠好，然后又把它压在书桌的铅笔盒下。我决定亲手把这封信交给舀医生。

晚上，我沉沉地睡去了。等听见鸡叫三遍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已起床，在做早饭。

“梅呀，如果今天去医院，别忘了给我开点胃疼的药，”我在朦胧中听见母亲在叮嘱我。

“知道了，妈，我可能晚一点去。”我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又睡过去了。

人在年轻时是很需要人引导的，那些阅历丰富的长者、老师就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如果自己的父母不能承担引路人的职责，那这项艰巨的工作就只能由别人来替代了。也有像我这么大的姑娘，他们的家庭有着优越的条件，他们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他们的父母就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任老师。然后，他们有什么不幸和不顺，就会向父母诉说，父母就拿过去曾经的经历来教导他们的孩子，并使他们尽快成长起来。可我这方面很特殊，我的母亲还不错，她是初中文化，又出身于富贵人家，她的教诲使我吸取了不少。但父亲呢，就难以启齿了。父亲未成年，他的父母就相继去世，是他的姐姐把他拉扯到十五岁。以后，他通过扫盲出来当了工人，受尽了累，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一个父亲，我还能企求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呢？但在我心目中我也渴望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但教我学习文化，还教我如何在人生道路上前行，他有着宽容而温和的性格，他能指出我的缺点，但从不埋怨我犯下的错误，因为年轻人十有八九是要犯错误的。

我遇到的舀医生就是我想象中的父亲。当我把自己的烦恼和痛苦告诉他时，他没有一丝抱怨，更没有任何嘲讽，他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引导我，鼓励我。

“小梅，你这点困难根本算不了什么，想开点吧，现在你还有这么好的读书机会，我们那时做梦都想不到呀，”舀医生的话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