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去的班级在全校是优秀班，我原来班级的同学都是邻居，我新去的班级则不然，都是另一街道办事处的。那时街道办事处称为某某公社。我与新去的班级同学都不认识。

在最初的一些时间里，由于我与另外几名同学从意外地成为乱班的班级里出来，身份自然受了乱班的影响，况且新去的班级班委会都已经有了固定成员，老师不可能拿下现有的宣传委员，让我去当。我觉得这很正常。况且到一个优秀的班级里学习，这对我来说，也是从心里所希望的。

好赖的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新去班级的前六名，这叫全班同学和老师对我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老师和班长都表扬了我，在组织学习小组中，还要我当了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并负责帮助两名学习较差的男同学在家补习功课。我的学习小组有三名男生，有三名女生，除了温习功课，写作业，时常我们也说说笑笑。我挺受三名男生和三名女生欢迎的。

这个学习小组组长我一直当到中学毕业。

那时学校提倡学生为学校做好人好事。我便与学习小组的成员傅希玉时常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教室去为一些坏了的书桌和椅子进行修理。为此我和傅希玉的名字被学校领导写在学校的表扬栏上。我觉得我的学习成绩同班同学中属于优秀，又做了好人好事，班级里再有什么好事，应该排到我头上了。

但是父亲在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我要求加入红卫兵组织的申请被拒绝了。事实上，我的爷爷因为抗日，因被叛徒出卖，被日本鬼子抓去受尽了严刑拷打，最后被日本鬼子当成草靶子，用刺刀活活地扎死。妈妈为父亲的死，悲痛欲绝，想想就忍不住痛哭失声，半年过去，就将两只眼睛哭瞎了。而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贫农出身。我的母亲在战争年代为**的军队送过公粮，抬过担架，护送过伤病员。我的父亲从十四岁起学徒，解放后在市里一家被服厂是个八级缝纫工匠。文革前，父亲在被服厂做车间主任。

由于父亲是位高级缝纫师，他的缝纫活做得特好，局里和区里以及市里经常有革命领导干部要我父亲为他们做新衣。当文革中那些革命领导干部遭到了冲击后，父亲厂里的造反派便找到了父亲，要我的父亲检举揭发那些革命领导干部。我父亲没有检举揭发那些革命领导干部。他给那些革命领导干部缝纫新衣，也都是厂领导安排的。

厂里的造反派便威胁父亲说：“你在小日本鬼子统治东北时期，为日本侨民做过衣服，这就是历史反革命问题。”

父亲为自己辩解说，他是个穷缝纫工人，在解放前他是给资本家打工。资本家叫他给谁做衣服，他为了谋生就得给谁做。做不好衣服，要挨打受骂不说，还要被扣工钱赔偿。而在解放前，这鞍山被小日本鬼子统治了十四年，鞍山的工人为了谋生，大都给小日本鬼子做过苦工，难道都是历史反革命?

厂里的造反派强词夺理地说：“其他人是其他人，你是你。只要你主动检举揭发那些革命领导干部，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但是父亲仍然坚持没有检举揭发。

于是父亲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

父亲遭难，给我们一家人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首先在政治上，都抬不起头来。

当父亲遭难后，随之母亲卖冰果的许可被取消了。接着父亲的工资被停发了相当长时间。

没有经济来源，母亲迫不得已，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即使这样，还不够维持一家人正常生活。家里人口多，不够吃的，母亲只好到我的在农村的贫下中农姥姥家去求援。母亲不好意思总空手去，便将家中的细粮都拿给了在农村的贫下中农姥姥家，换回来加倍的粗粮。

因此，我对贫下中农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在那之前，我在小时只去过姥姥家两次。那两次串门，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姥姥家吃的比我家的好。不像我家从我记事时起，经常吃菜团子，喝玉米面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