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一伙在支塘镇没呆一个月，忽接上级通知：军政干校准备并入华东军政大学，部队全体开拔，立即奔赴南京。这真叫“天上掉馅饼”，不光能进大城市，还能进大学堂，可把他们给乐坏了！出发那天，来接他们的是一列拉煤的火车。一路上，他们被飞舞的煤屑包围着，“黑得赛张飞、不让黑李逵”，但个个高唱军歌，兴奋异常。到达南京时，天色已近黄昏。由于各路人马来得太多，军大校园一时住不下，他们这支部队就在马路上露宿。老烟象个刚刚受洗的信徒，满目全是造物主的赐福，胸中充满对**的感恩。他在自传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队长马上整理队伍，领大家到一条较僻静的柏油路，头顶被两侧粗壮的法国梧桐浓密的枝叶所遮蔽，成了天然的拱穹，路灯透过绿叶洒下大大小小的光点，增添了夜色的神秘气氛。我们以班为单位，挨个解开背包，整好被褥，就早早躺下了。这种生活带给人以新鲜感，且有点罗曼蒂克意味。有些人已被旅途劳顿所征服，发出有节奏的鼾声。我则出现亢奋状态，毫无睡意。忽然从远处传来了阵阵悦耳动听的嬉笑声，从她们的口音中我听出这批女学员来自上海。她们渐渐地走近，用流利的方言发出轻微的责怪，嫌我们留的过道太窄，但又感到好玩，因为她们的纤腿要从我们的脑袋边擦过。我仰天躺着，只见一条条五颜六色的裙子飘拂而过，还伴随着阵阵幽香……

我透过树叶，凝望满天闪烁的星星，对自己生活的剧变感到难以置信。今天的我已脱离了家庭，自立了，不再倚赖母亲和兄姐，这是最大的收获；也不必再去啃那些味同嚼蜡的教科书，不用再过那些最令人头痛的考试关了，这是第二个收获。一句话，我获得了真正的身心解放！】

老烟入伍以后，一直过着散漫闲适的田园生活，所以头脑中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想法，对于革命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进了华东军大政教班，老烟终于开始领教**的看家法宝――思想改造。那时班上学员有一多半是学历较高的“旧知识分子”，虽然都已投身革命，但与老烟这种不学无术的中学生比起来，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要复杂得多。党要用这些人，必须先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老烟的历史则属于白纸一张，本人又积极向上，深得组织器重，被当作骨干分子培养，年内入了共青团。老烟十分热中这些政治活动，他希望通过思想改造，把自己变成纯度高达的**者。

那时的学习方式就是被西方称之为“洗脑”的东西，这是准确而形象的说法。学习《社会发展史》是为了批判剥削阶级享乐腐化思想，进行忆苦教育的形象教材是《白毛女》和《血泪仇》。我记得第一次看这两个剧是在南京大学礼堂。喜儿最后是挺着大肚子上台的，怀的就是黄世仁的孩子。她看见厅堂内张灯结彩，以为黄世仁要跟自己成亲，流露出幻想，这当然有损贫下中农的革命形象。《血泪仇》有一场面触目惊心：在还乡团的刽子手按下铡刀时，割破猪尿泡里灌满的红墨水，刹那间舞台上“鲜血”四溅，令观众心悸不已。

看完剧，回来就得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揭露封建地主的罪恶，好象当时不太提资产阶级，可能一是学员中非无产阶级出身中属地主阶级的占大半；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强，以至我们在讨论中可联系的实际不多。在当时，我们都把地主阶级和享乐腐化划上等号，而享乐腐化又必然跟玩弄女性紧密相连，所以《白毛女》中黄世仁跟喜儿的关系就和我们在脑海中对地主的道德鉴定完全吻合。可是喜儿被奸怀孕后对主子产生幻想能对头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过在讨论中是不能亮出自己这一看法的，尽管作者如此写可能有其现实依据。当我第二次看此剧时，聪明的作者已将喜儿“打了胎”，删去了后面的情节。由此看来，革命文学中的素材和人物是作家手中的一块面团，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加以塑造。当时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极其模糊，直至数十年后，通过许多作家的沉浮和自己在创作中所走的弯路，才逐步领悟到，这是一个很深的陷阱，它使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只能写出平庸而不真实的作品来。】

老烟对“喜儿打胎”的评论不太厚道。《白毛女》原本就是一出政治剧，当然要为政治目的服务，哪儿能完全写实呢？如果这个“阶级杂种”生下来，他的成份还真难划定：他身上既流着剥削阶级的血，又流着被剥削阶级的血。这无疑会给血统论者出难题，也会使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打胎”是必然的选择。事实上，老烟受党教育多年，又长期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个中奥妙知道的门儿清。我上初中时学《王贵与李香香》，老烟给全班布置作文，要求把这首长诗改成一篇小说。在描写崔二爷吊打王贵时，我别出心裁地来了一句：“王贵痛得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尿了裤子。”老烟在一旁加注道：“不妥，有损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这篇作文我才得了7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