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随刘伯承又来到了延安，刘伯承喘息甫定，忧心如焚：

我和朱老总为了拉回四方面军，多过了几趟草地，比中央红军迟到了一年。一年中吃尽了苦头，但是眼下抗日要紧，张国涛那些事就不提它吧。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抗日的力量壮大了！七七事变后，**总算和日本军队公开打起来了。可是**根本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兵败如山，一溃千里。二十九军在泸沟桥拼死抵抗，副军长也战死了。**将士勇气可嘉，可是我不赞同这种打法。我们抗战，不是去一堆堆地送死；打下仗来，我们还要活着，只有我们军人好好的活着，才能有力地消灭小鬼子，我们中华民族才能生生不息！

我们承认我国的力量弱小，但是我们有着可以迂回的纵深地带，我们也应该像库图佐夫那样与敌人周旋。

使我亢奋不已的是，我们红军改编的十八集团军已开赴战场。以前，我参加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和国内同胞打，追求真理，为国复兴，固然光明磊落。然而，今天，我们要去迎战的敌人是不同性质的，他们侵我家园，践踏我土，辱我妇女，蹂躏我人民，严重侵犯了我中华民族的尊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赶走他们，消灭他们！

刘伯承前往山西抗日前线，思绪万端：

看着我129师的队伍衣着简朴,但精神抖擞的往敌人的后方开去,又想想友军节节败退,我想起了俄军面对拿破仑大军的场面。俄军也败退过，法军的力量自然过于强大，但是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我不禁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描写的内容。

此时，我又透过刘伯承将军的意识进入了一百多年前俄军总司令的意识里，我的意识转换成了库图佐夫的思想：

我刚把部队撤到安全地带，准备部署下一步行动，可是皇帝到了，他想打一仗。这一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打，主要是我军不占上风，硬要打的话，即使是多脑河边的胜利也得不到。皇帝要尊严，想挽回面子，这我知道。可是要有实力才行。敌众我寡到如此等程度，撤退还来及呢，怎么能顶着打呢！我当然不怕打仗，迎战敌人要有勇气，但是我们不能只靠勇气，更重要的是寻找有利战机，只有等到良好的战机，才能狠狠的教训敌人。我决不打没有准备的战，没有把握的战。在没有胜利可能的情况下，我军当前的使命应当是保存有生力量。

1805年11月14日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马上进攻法军。库图佐夫想：

那个好战的多尔戈鲁夫深受皇帝的器重，多么荒唐！16日那天不成其为战斗的遭遇战，我军俘获的一个法军骑兵连，被看作是大败法军，皇帝和全军都认为是法国人被击败了，被迫退却了。实际上那是敌人的诱饵啊！我多么想见见皇帝，可是皇帝根本不理我。17日，法国方面要求谈判，就派了皇帝器重的多尔戈鲁夫去。他跟拿破仑谈判后，回来只跟皇帝密谈，不知说了些什么。不过，从传出来的消息看，皇帝和将军们认为，法方要求谈判、会见，是怕会战。唉，这怎么可能！皇帝啊，您不知道那是缓兵之计，是他们在诱敌深入啊！我军危在旦夕了！

18、19日，我军又前进了两站，多危险啊！按我的意思，军队应该撤往安全地带。可这次会战是皇帝安排的，有什么办法。

20早晨，8万联军排成9俄里长队，声势浩大荡地出发了。这分明是去送死！

主啊，俄国难道就要这么完蛋了吗？军队怎么能这么使用！这是多么错误、多么荒唐的打法！我可爱的军队，我刚刚带领他们脱险的战斗部队，又要被卷进失败的绝境中去了！

我心神不宁，不知怎么办。这时，我老战友的儿子安德烈公爵来问我，对明天战役有什么看法，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仗要输！”为了对一个民族负责，拯救一个国家，我也把这个意思托人转告了皇帝。

20日晚上，是战前的一个军事会议。我的总司令之职虽然暂时还没有被撤掉，但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个奥地利的魏罗特尔不是已被任命为本次战役的总指挥了吗？会上他神采飞扬地大讲特讲，我根本不想听，让我闭上眼打个盹好了。人们以为我在装睡，其实我真的困了，我的身心实在疲惫。于是我睡着了，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事后别人议论我打鼾的真实声为证。不过，总指挥的声音停了，我自然地醒了。人们议论时，我又垂头睡了。最后安静下来了，我又醒了。大家还想听听我这个暂时还没有被免职的总司令的意见，我就说：“各位，对于这个战斗，人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在战斗前……”我扫视了大家一眼，打了几个硬战的巴格拉季翁没有来，说，“睡一个好觉更重要。”

我刚要睡下，安德烈又来烦我了。他责问我，这不该打的战，作为全军总司令为什么不向皇帝建议？为什么不把不能打的理由详尽的陈述上去？某些个人的意见就该用几万人的生命去冒险吗？我说，小子，要去你去吧，我是不去的。他毕竟年轻，不谙世事，君主已经决定了的事，臣下如何能改变？这个小子还真的去向皇帝陈述了。

第二天，我被解除了总司令之职。我当然没有离开军队，虽然没有职务，但是我还是留在我的下属部队中，掌握着一个纵队作战。凭着我多年来在军中的威望，将士们还是爱戴我的。个人的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我只考虑祖国还需要我，现在的俄军需要我。我这个老兵，起不到一个司员令的作用，也要起到一个俄国坚强战士的作用。我意志如钢，危急时刻我要与军队共存亡，为保卫神圣的土地，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21日清晨5点钟，奥国向导以最高统率部的命令要求前进，外国的将军们把部队带进了迷雾中，不知敌人在哪里。俄国的将军们看见我不动，让骑兵停了下来。战斗打响后，已到山下的一、二、三纵队开始战斗，队形显得十分混乱。

我所在的四纵仍在高地上待命，按兵不动。

已经是早上8点多，敌军在10里外呢，还是在近前，无人知晓。9点多钟，等到视野明朗时，对面的高地分明就是法军指挥中心。我发现他们时，好像他们也发现了我。他们估计这里是主阵地，不是把炮火集中在前面真正的主力部队那儿，而是朝我四纵所在的地方打过来。拿破仑这小子，还真是行家，这个普拉茨村阵地，确实是个阻击的好地形。它不是我的四纵驻守的，我是看着地势有利，前面的部队放弃后，我才叫人接防的。这个中心阵地，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了。

然而，皇帝派奥军军官来催问，四纵有没有投入战斗。我根本不理他，只是叫前进的第三师停下来待命。我怀疑前面没有我们的狙击兵，派安德烈去问发现真的没有。我十分恼火，这打的是什么仗！于是，任他们怎么来催，我都按兵不动，只是打打哈欠。

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皇帝见四纵不去，就自己前来催逼。

“您为什么还不进攻？！”皇帝责问道。

“陛下，我在等待。”我回答说。

皇帝听后，皱着眉头，显然是十分生气，看得出他的表情在下命令。

“我在等待，纵队还没有到齐。”我找了个借口，重复说。

“又不是阅兵！”皇帝怒发冲冠地责备我。

“所以才没有开始。”我还是没有随便妥协，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俄罗斯的存亡。

然而，皇帝射出极其愤怒的目光盯着我，实际是命令我赶快交出部队。我想让皇帝反思，给他纠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低下了头，不再正视他的眼光。我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说不定与皇帝对峙的短短时间里就可以证明我按兵不动的策略是正确的。大约一分钟过去了，皇帝还是没有改变态度，大概还用凶光逼视着我。我就想，这样对抗下去也不是办法，仅仅留下一个纵队，俄罗斯未必能保。何况违背皇帝之后，什么爱国，什么为民，也师出无名了，所带部队不就成了叛军？

“不过，假如您下命令……”于是我驯服地说。

皇帝的眼睛好像在说：“这还用说，我不是下了多少次命令吗？要不是非常时期，我就把你……。”

我跟着人们走了半里，便停下了。人们以为法军在两里外，可是已经现在眼前。正当有的军官用望眼镜判断是不是敌人时，安德烈告诉我，他已肉眼看见五百步的地方密集的法军冲上山来。

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得寻找最佳的应对方案，可是我想不出什么才是最好的办法。我立定在哪里，一动不动。可是旁边两步之外有人发出惊叫：“弟兄们，咱们完了！”随后大家拔腿就跑。

我仍旧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您受伤了吗，将军？”安德烈前来问我。

“我的伤在哪里！”我指着奔跑的人流对他说，然后指着那些人喊，“停住，给我停住！”可是奔跑的人那么多，一旦被裹进去，就难以出来。

我听见枪响，也听见有人打我的马，有人喊“走啊！”。这一喊，我的侍从少了一半。我无比愤怒，俄罗斯的战士会这样吗？驰马奔向发枪的地方。不远处，只见我军的炮兵在向法军轰击。我想，这可能就是安德烈所说的图申中慰的炮队，茨奈姆战役中没有接到攻击的命令，就找着法军轰击，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就永不停息地轰击！保护的步兵撤走了，也仍然坚守在炮台上，寸步不让，万死不辞。好样的！我为俄罗斯有着你们这样的优秀士兵而骄傲！我的步兵按兵不动，多好啊！可恶的是那些骚动的部队，煸动的家伙！

“让那些混蛋停下！”我面对跑向我的一个团长，指着奔跑的人群说。忽然，一阵密集的子弹过来，打到待命的团队里，打到我的侍从们身上。实际上是法军在向我射击了，我的士兵倒下了，军旗也倒下了，几个士兵用枪把它支起来。

“咳，啊！这是怎么回事？”下面我就不太清楚了。

意识回到了刘伯承这里:

我从资料上看到,安德烈见到俄军的核心被打击，能够统领全俄国大军的总司令库图佐夫倒下了,而俄军不能有效还击，愤怒到极点，跳下他的战马，跑向军旗，抓起旗杆，大喝一声：“兄弟们，前进！机会来了！”

俄军驻守的阵地上，子弹仍然不停地飞来,又倒下了几个士兵。

当天阵地上传说皇帝受伤了,传说总司令被大炮打死了。后来得知，皇帝受伤是真，库图夫倒没有死，确实是受了重伤，并且从此战以后，回到遥远的后方治病去了。

我的意念又跟随刘伯承回到太行山上。1937年9月25夜，刘伯承从电报中获悉，林、聂率领的115师在平型关大获全胜，一举残灭日寇1000多人。刘伯承顿时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是啊，应该打一仗了，狠狠的教训日本人一番，打破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拿破仑在奥斯特烈茨会战中大败俄军后，从1808年到1812年，以和谈诱降没有成功，便于1812年下令进攻。

俄方没有作战计划，也没有总司令。当拿破仑的60万大军长驱直入时，全部俄军仍只有10多万。也就是说，这四年中，俄方没有作好足够的战争动员。是的，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应该是需要的时候才去建立的，而是需要用长远的眼光去发展，做到未雨绸缪。

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国家要入侵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理由，只需一个狼要吃小羊的理由，也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伟大的俄罗斯也遭受过这样的讹诈，何况我饱经列强欺凌的中国。拿破仑在俄国的土地上充分备战后，还把战争的罪责推给俄国，说：“你们为什么要和英、土结盟？”

那时，库图佐夫已被解职，俄军的主帅是中国李德式的外来和尚，没有能力的主帅只有撤退，撤退，再撤退。军中建议皇帝离开前线，此时，皇帝已不在军中，已到大后方做战争动员去了。外国将军巴克莱只会撤退，只求与自己的队伍会师。有个优秀的将军巴格拉季翁不愿意会师，而是主动袭扰敌人的侧后方。

巴格拉季翁面对耻辱的撤退，写信给皇帝，陈述了军情：

我军本来可以顶住，只是一味接到撤退命令。我们应该打击敌人，只要有一个俄国人还能站起来，就要打！由于撤退，已经失去1万5千人，要是进攻，根本不会损失这么多。我为皇帝遗憾把军队交给这种败类。全军都在痛哭，都在骂他（现任总司令）。

我每每读到这里，心中默念：如此危急时刻，国家英才，库图佐夫安在？

啊，他在。他在彼得堡，自发地当民兵司令！他在主持新兵登记工作，他深深知道，拯救俄罗斯需要强大的军队。然而，此时，朝中高官瓦西里公爵却攻击他：“不佩做总司令，饭桶！瞎眼将军！”

回到现实，刘伯承也感慨万端：

我们也不该一退再退了，应该打，即使才剩下一个中国人，也要和入侵者血战到底！115师的兄弟们，好样的！

刘伯承的意识又回到了俄国：

1812年8月8日，俄**事委员会召开了一个会议，经商议，提出还是让库图佐夫当总司令。

库图佐夫被任命为总司令，统率全军。

库图佐夫回到前线后，军队不再撤退，他在波罗底诺与法军对峙，认真备战。安德烈被俘后，被医治好送回俄方。此时他等不及库图佐夫慢条斯理的备战，想赶快打一仗。库图佐夫教导他，不要争于求成，要成功，需要耐性和时间，而不只是战斗。他说，他在土俄战争中就是用时间和耐性取胜的，打得让土军士兵吃马肉。他的右眼也是在那次战争中被打伤的，眼球掉出来，他当即抓起来把它塞了回去。他现在也要靠时间和耐性让法国人吃马肉。

经过充分准备，时机成熟后，库图佐夫在波罗底诺与法军决战了。

当战场上出现溃逃的时候，法国将军以为是俄军在逃，实际上是法方大批军人溃不成军。打到中午，拿破仑接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求援报告，一个又一个的师投进去，有去无回，差点连近卫军也投了进去。拿破仑吃不下饭，他以前只思考成功的可能性，眼下要考虑的是无数失败的可能性。他熟知的20位将军伤亡后，命令加调200门大炮轰击，但俄军仍不撤退。

他回顾两个月来（也就是库图佐夫重任总司令后）的战争，没有俘获一面军旗、一尊大炮、一个军团，他感到了失败的恐惧。全力攻打8小时，俄方不让一步，他知道意味着什么。根据他以往的经验，仅需十分之一的力量就可以使敌人溃散，可如今，这个损失殆半的军队一直岿然不动，他恐惧了，法军恐惧了。

刘伯承看着茫茫群山，思绪又回到了眼前：

啊，库图佐夫多么厉害！此前拿破仑的得意，是一些指挥官无能，并非俄军无能，俄军有的是人才，库图佐夫，巴格拉季翁，多赫图罗夫，等等，优秀的将军多的是。

从俄罗斯的历史教训看来，只要让真正有才能的将军发挥作用，即使指挥的部队很弱小，国之将亡，也能转危为安。我们八路军，现在在全**队中的作用，也应该是巴格拉季翁的部队，虽然只是一部分，只担当着某个地区的抗敌任务，但是我们有实战能力，能作为中华民族的擎天柱！

115师，不正是这样吗？林聂你们干得好啊！你们也像库图佐夫一样，等到了良机，该出手时就出手。准备充分，既有大智慧，又有大勇气，狠狠地教训了猖狂的日本军国主义，为我长期受尽外国列强欺辱的中华民族出了一口恶气！

作者题外话：此为核心，意志非同凡响，一中一外，均为独眼龙，眼光尤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