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江北两座大营被破之后，清廷迅速调整人事，筹划重建事宜。原钦差大臣、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被褫职罢官，以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德兴阿为钦差大臣，加都统衔，重建江北大营。前钦差大臣、江南大营统帅向容已殁于军中，依例赐恤，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武。乃以江南提督和春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前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殉国死节，追赠总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勇烈。江苏巡抚一职，由赵德辙继任此外，苏松太道伍汉峰因筹措粮饷、总办江南制造局有功，擢授江宁布政使（从二品衔），仍兼署江海关道、总办江南制造局。松江知府薛焕任苏松太道，嘉定知县吴煦署理松江知府，原赏从三品衔周中华帮办江南军务。

加官进爵的官员们还没来得及弹冠相庆，咸丰皇帝已经连连谕示，命迅速重建两座大营，务必“乘发匪内乱之际，次第消平”。

然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重建两座大营又谈何容易，没有足够的兵力，“次第消平”只能是痴人说梦。

以江北而言，新任钦差德兴阿原是御前侍卫，颇善骑射，曾手擒奔马。此前太平军横扫江北之时，其它各部都被击溃、烟消云散，独德兴阿一军完好，硕果仅存，因此被咸丰视为将才，委以重任。然而德兴阿此人，勇则勇矣，少于谋略，领一军作战还能将就，独当一面则明显不足。此时江北诸军涣散，仅余德兴阿一部四千余人，粮饷匮乏、兵员不足，德兴阿孤掌难鸣，只急得直跳脚。

江南的情形也相差无几，钦差大臣和春虽以军功累迁至此，颇知军事，但数次大败于太平军，以致兵力锐减，只剩下两千人苦守丹阳，别说进剿，便是自保也嫌不足。眼下的丹阳城几乎四面受敌，朝不保夕，若非太平军内乱，和春只怕早就“成仁成鬼”了。

环视江南江北，此时最有实力，同时也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便是周中华的沪军。

虽然沪军为保存实力，数次避战，但也正是如此，沪军才得以保存建制，水陆各营完好无损。周中华从天京逃出后，无遐返回上海，直接便到了苏州，会合李显章等人，重掌沪军。

和春接任钦差大臣关防后，顾不得清算沪军，大敌当前，任务艰巨，唯有“精诚团结”，当务之急乃是重建江南大营。

接到命周中华“帮办江南军务、戴罪立功”的上谕之后，和春立刻与其会商重建江南大营事宜。周中华心中早有计较，遂提出在沪军基础之上，以沪军中的将领为骨干，抽调江南的钱粮赋税和上海的关税为军饷，迅速扩军建制。和春虽感有些不妥，但一者还要倚重于周中华，二者除此之外暂时也别无他策，只得全盘接受这一方案。

※※※

由于兵荒马乱，加上天灾连连，镇江、句容一带，江宁、苏州之间，难民如潮，饿殍遍野，灾民食不果腹，甚而易子为食。不少灾民为求活命，也不管长毛还是官军，只要管饭便“吃粮当兵”。只是官军往往打败仗，又克扣粮饷，所以投奔太平军的反而还多些。

沪军虽然也是官军，但一向纪律严明、粮饷丰厚，而且常打胜仗，升官发财的指望自然也多些，江南大营打出沪军的旗号招募新军，竟然是闻风而来、应者云集。

忽忽数月之间，沪军便膨胀到一万多人，除了原先的中、华、显、荣四个陆营之外，又增了四个陆营，每营的编制仍是一千人。沪军火炮营在镇江一役中损失惨重，幸而折损的只是火炮，炮手基本无恙，因此得以重建了两个火炮营。

至于沪军水师，也增加了一营，添置了数艘包甲战船——江南制造局的船厂此时尚未能建造铁甲蒸汽战船。

周中华还特别扩建了特种兵，人数增至五百，兼作自己的亲兵卫队，这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确保不会再被别人生擒活捉。

由此，沪军共有八个陆营，两个火炮营，两个水师营，加上特种兵，共计一万二千五百人。其中李显章、李荣章等将领早已是四品道台衔，便是当年的学子、孩童，如王家琪、夏茂才、刘简督、范鼎臣、黄东如等，虽然年方二十左右，却也是从四品衔的一营统领。至于原先沪军的士兵，扩军后多数都成了哨官、把总等中下级军官。

扩军之初，和春便在周中华的建议之下，以编练军官为由，奏请朝廷恩准开设讲武堂。非常时期，军情为重，不久便获准允。周中华随即在上海开设沪军讲武堂，自兼总办，聘亨利为顾问，由留洋学子编写教案，一面从军中挑选中下级军官轮训，一面招收学员，封闭式管理教学，挂着教授武经韬略的名义，办起了新式军校。

江南制造局也在建设完工后迎来了第一个大订单。火枪厂和弹子厂开足机床，仿造出克虏伯的新式后膛连发枪和子弹，火炮厂则日夜赶工，浇铸新式大炮。当然，周中华只是武装了自己的沪军，事实上制造局的产量暂时也只能达到这个水平。

沪军扩军同时，和春得到数路八旗兵补充，也有了近万人；张国梁的绿营则收编各处团练乡勇万余人，至咸丰六年的秋末，江南大营的总兵力又达到近四万人。

此间伍汉骏终于从广西返回，并带回了一个令周中华大为沮丧的消息，那位法国的马神甫已然回归天国，侍奉上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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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虽迫于《江宁条约》之约定，准许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但严格限制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只允许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一概不准进入内地。然而这项禁令往往被一些传教士无视，暗自潜入内地者屡见不鲜。

来自于法国的马奥斯多神甫便是其中之一，此人于咸丰二年（1852年）即已来华，对清廷的地域禁令置若罔闻，擅自潜入湖南、贵州等省份传教。咸丰四年（1854年），马奥斯多闯入广西西部的西林县非法传教。他在西林县传教期间，无视当地习俗，肆意干涉教徒的婚姻，甚至强迫教徒拆除家中祖先神位，不准上坟祭祖。西林县被他搞得鸡飞狗跳，纲常大乱，宗法权威荡然无存，恨之者皆呼其为马赖神甫，亦即无赖之意。（其实是不同的译法）

马赖神甫（以下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称法简称其为马赖）还曾多次前往贵州活动，并与黔桂边境的土匪狼狈为奸，借助他们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横行不法，肆无忌惮，几乎成为当地一霸。

尤有令人发指之处，这个该死的神棍根本无视天主教基本伦理准则，在传教活动中大肆勾引、奸淫妇女，“十戒”的第六条“毋行邪淫”在他的教义中早已变成了“务行邪淫”。

马赖长久以来作奸犯科，恶名昭彰，其所作所为招致当地百姓的极大愤慨。伍汉骏到了西林县后得知此人的斑斑劣迹，甚为不齿，若非周中华嘱托在前，委实不愿与这等奸邪之徒交往。伍汉骏找到马赖后即表示请他去上海传教，谁知这个马赖“此间乐、不思蜀”，居然一口回绝，伍汉骏本就勉强之至，对于马赖的拒绝正是求之不得。

咸丰六年初，就在伍汉骏准备离开西林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神棍马赖荒唐无耻至极，竟利用主持婚礼弥撒的机会奸污了新娘，苦主一怒之下将这个恶徒告到西林县衙。

此时西林县新任知县张鸣凤刚刚到任不久，张知县自诩饱读圣贤之书，闻知这等神棍恶行自然是怒不可抑，又逢新官上任，正好以此立威。张知县于是立刻派兵捉拿，旋即将闻风躲藏的马赖及其党羽二十余人逮捕入狱，并在未曾禀明上官的情况下便开堂审讯。

得知知县老爷审问洋和尚，百姓蜂拥云集，一时观者如云。开堂之后，张知县历数马赖种种罪行，命其从实招供。马赖以语言不通为借口，一味装聋作哑。伍汉骏本在堂下观看，一时义愤填膺，自告奋勇，充当了张知县的翻译通事，张鸣凤遂严厉审问，伍汉骏从中翻译，面对诸多人证、事实，马赖也无法抵赖，罪行被一一核实，顿时西林县内民怨沸腾，一致要求杀了马赖以谢百姓。众怒难犯，张鸣凤在定案之后立刻将这马神甫斩首示众，以平民愤。

见张知县如此雷厉风行、先斩后奏，伍汉骏不禁瞠目结舌，猛想起周中华的叮咛嘱托，不由得浑身冷汗。

须知当时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约定，法国人只准在通商五口传教，并规定“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赖擅自到西林传教，的确违反了《黄埔条约》的约定，此后强奸民女，自然也触犯了大清律例。但未经知会法国公使、领事，更未曾请示上司，仓促将马赖处死，显然欠妥，更罔论马赖是否罪当处死。

伍汉骏也曾游历欧洲，对欧洲宗教和教廷的影响力略知一二，如此处死一个传教士，只怕会引发轩然大波。伍汉骏心中暗悔，早知如此，当时便是绑架，也该把这个神棍绑到上海。

听完伍汉骏的叙述，周中华良久无语。他命伍汉骏前去寻找马赖，本来希翼可以避免此事，谁知冥冥中似有天意，历史的车轮如此沉重，竟仍按照辙印碾过。

看着伍汉骏歉疚的表情，周中华只得安慰自己，还好亚罗号已被销毁，只希望马神甫一事不足以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由马神甫和亚罗号之事，周中华不禁联想到另一历史事件。周中华暗自心惊，天京事变后的“石达开出走”竟然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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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被诛，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随之也走到了尽头，再加上扫除了杨秀清、韦昌辉这些心头之患，天王洪秀全终于如愿以偿的确立了自己“万世独一真主”的地位。

事变平定之后，翼王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对于杨秀清、韦昌辉的被诛，石达开早已看出是洪秀全的权谋，一句话，功高震主！首义七王只剩下自己，石达开不得不小心翼翼，一面继承了杨秀清死后的军政大权，一面还要防范洪秀全，君臣二人互有猜忌，貌合神离！

然而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

石达开素有仁厚之名，重义轻财，礼贤下士，广得人心。此次“天京事变”，他非但没有牵涉其中，反而无辜遭受灭门之祸，最后兴师靖难，为平定内乱立下大功。内乱过后，首义诸王中只剩下他和洪秀全，无论资历人望，还是功劳德能，都无人可比。天国之中，石达开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孚众望。

翼王仁义，众望所归，天国上下群相拥戴，为翼王共上尊号为“义王”，并请天王委以军师之责，统领天**政！

天王洪秀全迫于人心所向，不得不先加封石达开为“圣神电”，这一封号与“已经平反”的杨秀清封号“圣神风”并称。然而作为天国最高执政的“军师”，却被洪秀全视为禁鬻，再也不愿旁落他人之手，他费尽心机，就是要将此权力抓在手中，岂肯再轻易与人？

洪秀全在某次众臣推举石达开为军师之时，甚至勃然大怒，斥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

由此，天王与翼王的矛盾遽然升温，大有风云再起之势。按照历史原来的轨迹，在洪秀全封自己两个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之后，石达开最终负气出走。

周中华所期待的这一历史事件，由于他自己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他自香港救出了洪仁玕，容闳又将洪仁玕带到了天京，蝴蝶效应的结果，便是历史车轮的偏转。

洪仁玕抵达天京后，洪秀全本就有重用之意。此次平定韦昌辉之乱中，洪仁玕中沉稳机智，表现可圈可点，加上他此前在香港的经历，眼界开阔，见识不凡，实为洪秀全族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天京事变”后迅速获得洪秀全之信任！

对于天国的这场内乱，洪仁玕痛心疾首，此时又看出洪秀全和石达开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另一场危机随时有可能发生。洪仁玕实不愿再出现兄弟阋墙的惨剧，为天国大业计，他连夜觐见洪秀全，提出了一个权力分配的折中方案。

洪秀全斟酌利弊，考量再三，最终接受了洪仁玕的权力分配方案。

在天京事变结束后的第四个月，天王洪秀全终于颁布圣旨，以石达开为“右弼又正军师”，总领军政；以洪仁玕为“精忠正军师”，协理政务；至于昔日杨秀清“左辅正军师”的封号，则被天王洪秀全收入囊中。

除此外，太平天国还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

早在太平天国初创之时，便建立了五军主将制度，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

此时五军主将已经只剩下石达开一人，名存实亡。洪仁玕便是以此作文章，重建五军主将制度，分散石达开的兵权。

新的五军主将分别是：“通军主将”（即中军主将，又名全军主将，为避洪秀全之讳，称之为通军主将）石达开，前军主将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右军主将韦俊（韦昌辉之弟），左军主将李世贤。再以蒙得恩为正掌率，以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杨辅清为“左右掌率”，形成军师、主将、掌率共同统率全军、执掌政务的局面。

鉴于此前首义诸王对自己权力造成的威胁，洪秀全宣布除“义王”外，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并在原侯爵之上，增设豫、燕、福、安、义，共六等爵位，论功行赏，封洪仁玕为干天福，封陈玉成为成天豫，封李秀成为合天侯，其他不一而论。未几，洪仁玕又被封为干天义，在太平天国中的实际排名仅次于洪秀全、石达开。

如此一来，石达开虽贵为“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右弼又正军师通军主将顶天扶朝纲义王”，但上有洪秀全自领军师，旁有洪仁玕制衡约束，军政大权又被“主将”、“掌率”分割、架空，远不能对天王的权威造成威胁，更不及当日杨秀清的风光跋扈！

这种权力分配，石达开虽然有所不满，但尚能接受；加上洪仁玕的刻意委曲求全，相让为国，时时为洪秀全和石达开居中调停，周中华所期望的石达开“负气出走”最终没有出现。

※※※

太平天国经历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江南、江北两大营尚在重建，江南战场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东线无战事，西线正相反。

曾国藩原本被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天国西征军围困在南昌城中，岌岌可危。后石达开千里回师，扫荡天京外围，大破江南大营，这才使得曾国藩死里逃生。

此时曾国藩收拾残兵败将，陆营总计不过四千多人，想要守住江西、南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曾国藩只得派出三弟曾国华向正在猛攻武昌的胡林翼、罗泽南求援。罗泽南得信后，急于攻破武昌再回援江西，于是大举攻城，反而被流矢击中，一命呜呼。

胡林翼无奈，只得将罗泽南部一分为二，一部四千人由曾国华带回江西，其余主力则由李续宾统领，继续猛攻武昌。

此后曾国藩的四弟，人称老九的曾国荃也率领招募的新军“吉字营”约五千人赶到江西，加上其他援军，数路人马会合，湘军总兵力再次达到一万五千余人，曾国藩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不久“天京事变”突然爆发，胡林翼、李续宾乃乘太平军内讧之机，协同湖广总督官文、水师杨载福等部，于咸丰六年六月展开对武昌的新一轮水陆合击。

蛰伏了近一年的曾国藩，也在瑞州、临江、吉安等处分兵进剿，肃清太平军残余力量。面对清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西线太平军只得坚守待援。

和着湘军炮火的轰鸣，沉寂了半年多的江南战场，终也将硝烟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