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渔船偷渡到了香港，四叔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先有人带我们住下，然后陪着参观市容，逛尖沙咀、弥敦道、浅水湾，高耸的楼房，狭窄的街道，满地的汽车，高鼻深目的洋人，包红头巾的印度警察，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再去新界吃鱼翅，到沙田吃乳鸽。晚上接待的人说何不去逛逛一楼一凤？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一楼一凤，那人一脸诡笑，说凡是男人都应该上这一课，便带我们去了大埔道的一个单位，原来就是做皮肉生意的，小小的一房一厅，像我这种个子转身都困难。小姐是杭州来的，长得还可以，陪同先付了钱，小姐把我们迎进房去……早就听说过香港的夜生活很丰富，也算是见识了一番。

言归正传，第二天有人送来两支****式手枪，一支锯短了枪筒的散弹猎枪。****式是中国部队的标准配备，早就玩得烂熟。到手就大卸上油，零件摊了一床，最后是校准准星，调准归零。只是没地方实弹射击。那支散弹枪是美国货，倒是第一次上手，我和歪嘴好奇地翻来覆去地研究摆弄，这枪是采用滑膛的原理，一压就是六颗小黄瓜似的子弹，没什么准头，威力全在子弹上，出膛之后散成上百颗小粒，二十尺之内击中对方时形成脸盆大的一个创面。够任何人喝一壶了，不死也绝对丧失战斗力，所以为美国警方普遍采用，适用于近战、混战。

第三天有人带我们上新界一处叫碧水公寓的地方，指给我们看一个高个子男人，板刷头，西装笔挺，脸上神情骄横。进出开辆英国小跑车，每天去中环写字楼，中午必定在附近某酒楼饮茶谈生意，这家伙就是枪靶。

四叔捎话来：老板说，夜长梦多，宜早不宜迟，三天之内必须完工。

我和歪嘴坐着计程车，来回细细踏勘了两天，我们不但要做成事，还要考虑退路。新界的住宅区有警卫，办公大楼也不易下手。最后决定在酒楼动手。第一，这种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出，没人会特别注意我们；第二，中环地形复杂，车辆众多，警方也投鼠忌器，容易全身而退；第三，人在进食之时最为松懈，容易得手。

四叔说计划得到老板批准，他全力配合，同时确保撤退路线畅通无阻。

我们坐在酒楼靠门口的桌位上，满满一桌的广东点心，虾饺雪白透明，鲜肉烧卖香气扑鼻，还有一碟碟脆皮烧鸭、嫩子鸡、叉烧，碧绿的菜苋；杯中斟满了上好的雨前茶。我们却没有多大心思去吃喝，心怦怦地跳。虽然不是第一次杀人，但临场巨大的压力还是使人喘不过气来。

歪嘴更是紧张，手不住地抖，茶杯里的茶水都洒了出来。我低声用福建土话道：“沉住气，等会你只要把好门，保证退路通畅，动手由我来。”

我们在出发前决定不带散弹枪，这家伙虽然新鲜好玩，但体积又长又不方便携带。****式手枪足以完成任务，在白天的光线下，在二十五尺之内用半自动手枪打一个不是快速移动的目标，成功率应该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老板说过尽量不要伤到无辜，散弹枪一扣扳机哪还说得准。

我们都穿着新买的夹克衫，腰部收紧，腹部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手枪用薄薄的尼龙枪套挂在腋下，这是个最机动的位置，拉链往下一拉，手往胸前一掏就拔枪在手，而且很难被人看出来。时值四月，香港街头已满是短袖衫了，没人会在意这两个土不啦叽的表叔为什么还捂着闷热的长袖夹克衫。我们还买了两副大镜片的墨镜，挂在夹克的领口上，等会要用。

目标还没出现，这样傻坐着不行，我低声跟歪嘴说：“吃，吃饱了好干活。”

就在我把最后一只虾饺放到唇边时，一抬头，发现板刷头进来了，身边还带了个年轻的女人，姣好的面容，修长的身材，一副甜甜蜜蜜的样子依偎在板刷头的臂膀上。堂倌把他们引到靠窗口的座位，送上茶水。那女人起身上厕所，这是个最好的时机。我示意歪嘴先到门口去警戒，然后站起身来，也向厕所方向走去。

厕所没人，我锁上门，拉下冲水柄，在水声的掩护下最后检查一遍手枪，顶弹上膛，打开保险擎；然后对镜梳了下头发，戴上墨镜，出门径直向板刷头坐的桌位走去。

正午时分，酒楼生意正旺，满地的广东话呱呱呱地聒噪。我绕过一桌桌兴高采烈的食客，拨开手托茶壶的堂倌，站在板刷头面前：“是林先生吗？”

板刷头放下茶杯，抬起头来，眼睛里闪现一丝诧异的神色：“你认错人了。”一口标准的大陆口音。

“没错。”我把手伸进夹克衫的内里，“有人要我捎个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姓林的显然警觉了，手撑着桌子想站起来，“我说你认错人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经拔枪在手：“是这个。”

板刷头两手把桌布一提，一壶滚烫的热水洒在我的大腿上，然后他一个鱼跃向我扑来。我早有防备，后退半步，对准他的眉心扣下扳机。

枪声在大厅里像根鞭子在空中抽过。

板刷头站着不动，我正想那一枪是不是打偏了，突然他前额出现一个血洞，眼睛向上翻去，然后身子一歪，撞飞了旁边一桌吃客的小笼汤包，再滚到桌子底下。

酒楼像被滚烫的水泼了的老鼠窝，一片鸡飞狗跳，女人扯高喉咙没命地尖叫，盘碗乱响；男人跌跌撞撞寻找掩体，最后抱着脑袋钻进桌底；老头子老太婆连人带椅地摔倒在地上。我一抬头，那个和板刷头一起来的女人出现在桌旁，她两眼发直，手捂在嘴上，那表情就像是白天突然撞见了鬼煞。

我不敢怠慢，弯身到桌下，在姓林的后脑上又补了一枪，事情要做就得做干净。然后我拔脚就向门口急走。

歪嘴在门口迎着我：“完事了？”

我点点头，我俩疾步出了酒楼。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来到中环的西北角，在一家花店门口，两辆引擎发动着的摩托车等着，驾车者递给我们一人一个大头盔，摩托车呼啸而去，转眼之间就过海到了九龙。

我的大腿被开水烫伤得厉害，傍晚接待人带来了医生，上了药，缠上纱布。走的时候他留下一包用报纸包着的钞票，报纸是刚出的晚报，本地版用粗体字印出“内地来港背景复杂之大佬，原日内将筹备新婚，今午在某酒楼遭人枪击身亡”。